新冠“乙类乙管”后，老年人防护记住这几个关键问题******

　　乙类乙管

　　老年人防护

　　1月8日起，新冠病毒感染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在疫情防控新形势下，“乙类乙管”并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有了更加精准科学的防控措施。尤其是对老年人、基础病患者等重点人群，需要更加科学的防护，进一步推动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提高老年人群覆盖率。老年人防护这几个关键问题要知道！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疫情监测方案》强调要进一步提高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率。老年人如果不完成全程接种和加强免疫，面临哪些风险？

　　新冠病毒感染无论是“乙类甲管”还是“乙类乙管”，都是要按照传染病治疗的。因此，借鉴以往我们对天花、麻疹、乙肝等传染病控制的经验，注射疫苗是必须的，而且是全程接种，全程接种会使死亡率和重症率降低。

　　对于65岁以上，特别是有四种以上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是这次奥密克戎攻击的重点对象，所以更要尽快完成全程的疫苗接种，这是阻断病情加重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很多老年人都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他们对于接种疫苗有很多顾虑。这些老年人能否接种？患有肿瘤、术后等大病的老年人能否接种？

　　这是很多老年人滞后接种疫苗或者不接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才是需要接种疫苗的重点人群。我国的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数量很庞大，还是建议尽快、尽早全程注射疫苗。如果平时规律服药，长期把血压和血糖都控制在比较稳定的状态，是完全可以去安全地注射疫苗的。

　　如果是正在进行化疗的肿瘤患者，建议在肿瘤得到控制之后，肿瘤不是在进展期，和化疗错开时间，就可以去进行疫苗的接种。如果肿瘤患者在化疗过程中阳了，要等阴性之后两到四周才能再次进行治疗，两到四周是给患者一个很好的恢复期。

　　已经“阳康”的老年人，是否还需要接种疫苗？

　　如果“阳康”后的老年人，大概抗体的产生是要在转阴后两到三周才能产生，维持三到六个月的抗体。所以，在三到六个月之间是不用打疫苗的，但是三到六个月之后，还是建议要注射疫苗。

　　元旦、春节即将到来，老年人是否还能走亲访友？针对不同的慢病或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老年人特别是高龄的老人，在转阴之后，症状未必能够完全缓解，这时可能还会出现相应的病情迁移，会导致原来的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慢阻肺等慢性病的进展。

　　此外，很多老年患者在患病过程中有过高烧、咽喉痛、流鼻涕、头痛等比较明显的症状，即便抗原转为阴性，还是有一个恢复的过程。

　　如今，春节已临近，很多老年人想去走亲访友，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转阴后的两三周时间里不是所有人都能产生这次奥密克戎的抗体，当免疫功能低下的时候，就会有再次感染的风险。

　　感染过新冠病毒的老年人身体会比较虚弱，会诱发原有基础疾病的加重，所以，建议即便是已经“阳康”的老人，还是尽量减少聚集活动，走亲访友一定是要量力而行，同时口罩是不能摘的。

　　老年人万一不幸感染，该如何应对？出现哪些情况下需要就诊？

　　如果是轻症，包括高热、恶心、呕吐，如果自己能够处理，就尽量居家处理。如果胃口、精神状态都还好，只是一些发热、肌肉酸痛的症状，建议还是可以居家的。

　　但是当出现气促、呼吸困难、原有的疾病症状加重，包括血压、血糖异常、头痛，或者是肢体运动障碍，这些症状加重的情况下，要去医院就诊。

　　如果老人在家里有血氧仪，测量血氧低于95%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居家吸氧。如果三天以上血氧还不能回升，且呈持续下降的趋势，要尽快去医院。

　　如果高热三天都不退，而且出现了一些并发症，包括咳嗽、咳浓痰、气促、呼吸困难，这些也要去医院就诊。

　　除了接种疫苗外，还有哪些方法能帮助老年人更好地抵御病毒？提高自身免疫力是否能有所帮助？

　　第一，保持比较好的心情、生活习惯和生活状态，好的心情会使得我们的免疫力保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水平。

　　第二，均衡的营养摄入，蛋、奶、肉、水果、蔬菜，营养。建议每天1到1.5克每公斤的优质蛋白补充，如果是一个60公斤的人，要优质蛋白大概60克，也就是说一两多的猪肉，是每天必须要保证的。

　　第三，依靠一些外来的帮助，比如我们在病房里治疗的病情相对比较危重的患者，需要补充免疫球蛋白。对于平时预防，可以使用胸腺法新日达仙，就是99%和人体同源的胸腺肽，我们一般建议老人每年注射1到2个疗程，对于提高人体免疫力有帮助。早期使用胸腺法新可减少新冠患者重症发生率，缩短住院天数，促进病情恢复、降低COVID-19重症患者的死亡率且安全性良好。

　　如果老年人经济条件比较好，可以用一些口服的蛋白粉来补充蛋白。因为在发热的时候，蛋白质的消耗是很高的。假如三天都不怎么吃东西，这个时候可能会导致低蛋白血症的出现，此时补充口服的蛋白，能够使得我们的营养均衡，使得免疫力达到比较平稳的水平。

　　第四，建议老年人及时接种流感疫苗、新冠疫苗以及肺炎疫苗。

　　微胖的老人更“扛病”？老年人“微胖”是多胖？

　　微胖的老人有一定皮下脂肪，抗寒、抗病能力比瘦人强。瘦人抵抗力较弱，对环境适应性差，对流感、上呼吸道感染、肺炎等急性传染病，都比胖人发病率高，而且抗打击能力差，有可能导致更加不良的后果。

　　“微胖”到底是多胖？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老年医学中心医师刘颖介绍，老年人自己想要判断体重是不是合适，看身体质量指数(BMI)更靠谱。用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平方得出的数字，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

　　刘颖医生介绍，对于不同的人种，同样的BMI可能代表的肥胖程度不一样，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的BMI水平在整体上低于欧洲国家。体重指数每增加2，冠心病、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对危险分别增加15.4%、6.1%和18.8%。一旦体重指数达到或超过24时，患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血脂异常等严重危害健康的疾病的概率会显著增加。

　　但据多项研究表明，亚洲人在较低的BMI水平时已经存在心血管疾病发病率高的危险。中国老人最理想的体重指数应该是22。

　　当然，体重上下浮动，我们体重指数很难正好地保持在22，一般认为“老年人体重稍高一点”(即BMI保持在21~23.9)比较好。(来源：健康北京微信公众号)

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